专家观点／跨国药厂的中国战略

本(9)月4日，药业巨头诺华(Novartis)将全资子公司(苏州诺华)与旗下工厂，以7.9亿人民币售予浙江九洲药业，苏州诺华也将更名为瑞博製药，成为九洲药业的旗下企业。因时值贸易战火延烧，美国总统川普要求美企撤出中国之际，指标外国药企抛售资产难免引发市场揣测。不过，真正的原因并非撤出中国，而是积极因应中国医改政策下的资产重组。

近期，多家外国药企都不约而同出售中国境内子企业、厂房或是药物所有权。首先是去年5月，阿斯特利康(AstraZeneca)将抗精神病药物-思瑞康(Seroquel)以5.46亿美元售予山东绿叶製药。11月罗氏将C肝用药-配格西斯的中国权力授予中国歌礼製药。

今年4月，礼来大药厂（Eli Lilly）将两款已取得中国药证的抗生素-希刻劳（Ceclor）与稳可信（Vancocin），以及苏州生产工厂，以3.75亿美元的价格售予中国亿腾医药。7月，葛兰素史克(GSK）将苏州子公司，连同慢性B肝用药-拉米夫定（Lamivudine）、生产设施、生产许可证与GMP证书等，以人民币2.5亿元贱卖给中国復星医药。

上述的交易物件中，阿斯特利康卖掉的Seroquel于2001年已在中国上市，曾是年销58亿美元的畅销药物，但2012年专利到期后，销售额随即腰斩，2018年只剩下3.6亿美元且持续快速萎缩。罗氏的Pegasys专利也已在2017年到期，且主要的Ｃ肝市场还被治癒率逾九成的吉利(Gilead)新药Harvoni所鲸吞。礼来转卖的Ceclor和Vancocin其实是头孢菌素与万古霉素，两者都是90年代进入中国，专利早已过期。

GSK所卖出的苏州子公司，是1998年Lamivudine获批后，耗资人民币12亿元所设立，曾是GSK全球规模最大的投资案。但自从必治妥施贵宝(BMS)的恩替卡韦(Entecavir)、诺华的替比夫定(Telbivudine)与中国相关仿製药进入市场后，Lamivudine销售急速下滑。根据2017年的数据，在150亿元的中国B肝药物市场中，正大天晴的Entecavir(仿製药)已占据67.2%，Lamivudine只剩下9.4%。今年正大天晴的Entecavir被纳入《4+7 城市药品带量採购》清单后，Lamivudine的前途堪虑。

跨国药企这波出售的皆非核心资产，而是失去专利保护，处于淘汰边缘的次级资产。本月诺华售予九洲药业的也只是原料药生产工厂。深入了解不难发现，外国药企接连处分次级资产的主因在于中国大环境的转变。

首先《4+7 城市药品带量採购》于今年4月1日正式上路，在4个直辖市与7个副省级城市展开试点。在中国政府强势主导下，药品降幅平均达52%。前述的正大天晴Entecavir，降幅甚至达97.5%，每锭售价只剩人民币0.62元。

本月，带量採购进入2.0时代，新加入25个省级行政区一併实行。可以预见，仿製药将陷入厮杀见骨、无利可图的困境。外国药企选择出售无专利的学名药与相关生产设备，远离微利红海是合理的作法。

上月出炉的新版中国药事法中，市场许可持有人制度（MAH）正式于全国实行。外国原研药企不需再自行生产药物，可将低技术成分的药物外包给第三方药厂代工生产。原来的生产工厂与人力，自然成为了处分对象。

上述两股力量推波下，配合「临床试验默许制」与「接受药品境外临床试验数据的技术指导原则」等政策鼓励，外国药企纷纷将资源集中在创新药物的研发与引进。

罗氏耗资8.63亿元，在上海打造聚焦免疫、炎症与抗感染的创新药物研发中心，即将在今年落成。赛诺菲(Sanofi)中国区主席贺恩霆近期公开表示，公司2025年前将引入至少20多种新药和疫苗。诺华首席医学官蔡正华也提出，未来五年诺华将向NMPA(原CFDA)提交50个新药申请。

11月即将在上海举办的第二届进口博览会，辉瑞、诺华、默沙东、强生等药企早已摩拳擦掌，准备展示旗下最新的抗癌产品。事实证明，跨国药企转进中国的脚步并未停歇，资产重组瞄准的是中国医药产业由「製造」升级成「创造」的大势与机会。企业在承接外企资产的同时，更需明辨整个政策与市场动向，方不致因小利而丧失长远商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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